中国教会史（4）
第四课 近代和当代教会
一、三自兴起
早在二十世纪初，脱离西方差会而独立的中国教会就逐渐出现。如1902年，谢洪赉、宋耀如等一批有影响力的平信徒领袖在上海发起的中华基督徒会等。
1922-1927年的非基运动中，反教人士猛烈抨击基督教与帝国主义的”关系”。这时，大多数西方传教士才醒悟到应该把教会的领导权移交给中国信徒。中国教会的领袖们也意识到，必须尽快建立中国化的教会，于是针对原来大部分教会对”外人、外资、外治”的依赖，提出了”自立、自养、自传”的”三自”方针。各地”三自”教会组成了”中国自立教会总会”。西方差会联合成立的”中华基督教会”，在领袖人选和管理方面，中国信徒的比重逐渐增加。
这一时期，最令人注目的，是出现了一批由华人领袖建立的完全脱离西方教会传统的自立教会，其中最有名的是张灵生、魏保罗等人建立的真耶稣会，敬奠瀛建立的耶稣家庭，倪柝声建立的基督徒聚会处和王明道建立的基督徒会堂：它们都是”自立、自养、自传”的中国教会，与西方差会没有任何组织上、行政上和经济上的关系。1949年前后，真耶稣会在全国有一千所，信徒约八万人，基督徒聚会处有一百间教会，信徒超过七万人。这两个自立教会，再加上耶稣家庭，共有信徒二十五万人，超过全国基督徒人数的四分之一。
二十至三十年代的中国，政局多变，人心空虚，中国基督教布道家应时而起，在属灵的工作上，逐渐取代原来西方传教士成为中国教会的属灵领袖。当时，中国最著名的布道家有王明道、宋尚节、倪柝声等人。在他们的推动下，神州大地掀起了奋兴运动。布道家足迹所到之处，中国教会都掀起了奋兴的热潮。布道家通过个人见证、福音大会、奋兴培灵等活动，同信徒一起认罪、悔改、奉献，使原来死水一潭的一些教会变得生机勃勃。这批布道家大多没有差会作后盾，经济上没有固定的收入，但他们不为生活而担忧，凭着信心，在圣灵的导引下放胆大讲真道，他们有圣灵灌注的布道的震撼了成千上万中国基督徒的心灵，在中国教会中的声望与日俱增，远远地超过了西方来华的所有传教士。
这批布道家的共同特点是充满灵力，但由于各人的恩赐不同一。，布道的重点也就有所不同：宋尚节和计志文主要在教会里鼓动复兴；王载和赵世光注重向非基督徒布道；王明道强调信徒的圣洁生活；贾玉铭注重灵修；而倪柝声则特别强调灵命。 在这批布道家当中，以伯特利布道团的宋尚节、计志文影响最大。他们的布道团花了四年时间，巡行布道五万里，足迹印遍全中国，因参加他们布道会而坚定信心和受洗归主的人数超过五万人。
复兴运动的布道家也听到了批评的声音。他们大多没有受过正规神学的训练，除宋尚节曾获美国化学博士头衔外，其他的人大概都只有高中学历。他们讲述的内容比较简单。所以批评一是他们的神学训练不足，理论基础薄弱；他们高举圣经，遵奉圣经为唯一的权威，却不在乎他们所持的中文译本圣经的译文存在不少可议之处。二是有的布道家布道过于情绪化。一些对基督教缺乏了解的人，甚至可能怀疑某一布道家是否有些歇斯底里。三是他们的思想保守，只顾及个人得救和末世的幸福，而把基督教对社会的关怀略去不论。
二 抗战时期
1937年7月7日，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教会也紧急行动起来，支援前线，救济难民。 许多西方传教士在大力支持中国教会进行战时服务、救济等工作的同时，又积极设法将日本侵略者的血腥罪行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曝光。金陵大学教授毕范宇等美国传教士组织”中国通讯服务处”，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专门发布中国抗日战争的消息，并集中报导日军在中国的暴行和受难中国民众的悲惨境况，呼吁美国政府对日本进行经济制裁、禁运战争物资，呼吁美国人民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战。
南京大屠杀，一些西方传教士义无反顾地坚持留在南京城里，竭力保护遭难的中国民众，并冒着生命危险用实录、摄影等方法记录下日军屠城的铁证。基督教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代理校长魏特琳在校园中收容了数千名中国妇女，使她们免遭日军的强暴；金陵大学附属医院的威尔逊，是全城唯一未逃走的外科医生，他日日夜夜在手术台前工作，救治了大批的中国难民。
抗战初期，华东、华北、华南各大中城市及其附近地区纷纷落入敌手。在沦陷区，教会产业多被日军侵占，许多基督教知名人士被日本人和汉奸杀害。上海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曾任上海基督教难民救济委员会主席，抗日立场鲜明，被日本特务操纵的汉奸刺杀。对于英、美等国的传教士，日本人出于外交上的考虑，还不敢大胆迫害，但是不许他们去农村布道。所以当时城市里还有少许教堂在开放活动，乡村里的教会活动基本上停止了下来。
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引发太平洋战争。当天上午，北京等地各英美差会所属教会都被查封。所剩无几的几间教堂都由日本牧师前去领导。日本军方为了便于控制，又强迫不同宗派的教会进行合并，结果使教会的数目几近于零。河北一省，只剩下北平、保定和顺德三处教会。沦陷区所有的英美传教士约一千二百人，几乎全部被日本人投入集中营，包括美国长老会传教士、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J. L. Stuart）。 教会在抗战中期转移到 “抗战大后方”的西南各省，从事救死扶伤和救济难民工作的同时，也积极向内迁学生开展救助和传福音的工作。虽然烽火不断，教会在圣灵的带领下，还是有很大的增长，新增加的信徒人数有十五万之多；一些教会还开始在西南各省的少数民族中传教，拓展了传播福音的新领域。 抗战期间，全国有三分之二的大专院校都迁到了大后方。教会所属的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齐鲁大学和燕京大学齐聚在成都，使成都成为大后方实力最为雄厚的高等教育中心，且运用其强有力的科研力量帮助大后方工农业的发展。
八年抗战之后，教会生活开始全面复苏。在战争中被日本人拘禁的西方传教士绝大多数返回原来的工作场所。中国教会配合抗战胜利的形势，加强了传播福音的力度：全国基督教协进会针对抗战胜利后中国重建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发起了”三年奋进运动”；同时，向遥远之地、未得之民传福音的工作积极开展起来，许多基督教青年加入边疆布道的行列。据统计，1949年，中国基督教信徒达九十三万六千零七十七人，比抗战前的1936年增长百分之七十七；教会达一万一千九百九十二间（此外，还有其他崇拜点七千四百二十六处），比抗战前增长约一倍。圣经公会印行的中文版圣经，仅1946年一年间就分送三百万册。教会学校全面复课，仅1947年一个学年，申请上教会大学的青年人就有十一万之多。以上事实充分表明：中国教会正在发展的道路上迅跑。
可是，中国教会这一蓬勃发展的趋势被国内政局的剧变扼阻了。1949， 中国教会的历史又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 讨论：
一. 中国教会和西方传教士对中国抗战有何贡献？
二.
此一时期大后方的教会工作有何新发展？如何在历史巨变的洪流中因时利是地传扬福音？
三 49年后的三自和家庭教会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 唐太宗李世民
在1957年的”反右”，1958年，”大跃进”，再到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国所有的基督教教会和机构都被打翻在地：教堂被查封，教产被掠夺，圣经和属灵书刊被当作”四旧”而投于烈火；许多教牧人员和信徒被打成”牛鬼蛇神”而遭到批判、斗争，有的被关进监牢或押送劳改、流放。中国教会在”文革”期间所遭受的逼迫是教会历史上空前苦难的一章。今天我们不再赘述这些大家熟悉的历史，而是想重点学习和探讨一下当代中国教会，尤其是三自和家庭教会的关系。然而这个课题太大了，而且需要大家的一同讨论因为我们同是这个时代的见证又是这个时代的缔结者。
三自和家庭教会相信对于我们大多数信主一段时日的基督徒来说并不陌生。
今天我想重点和大家讨论一下发展中的三自和家庭教会和最新的一些来自网络的资讯，希望有一个抛砖引玉的效果来和大家一起探索自己作为海外教会的一份子，如何看清上帝在历史洪流中的作为以及自己如何”顺势而为”。
首先简单介绍三自的历史。说到三自 ，就必须提到吴耀宗。
吴耀宗，中国”三自爱国教会”的创始人。中共称他为”爱国宗教人士的典范”，而许多基督徒称他是”基督教的叛徒”。旅居美国的吴宗素是吴耀宗的儿子，近日在旧金山举行的一场关于中国宗教自由的研讨会上，他介绍自己的父亲时，称吴耀宗是一位悲剧人物。吴耀宗生于1893年，逝于1979年。他1918年受洗加入北京公理会，后到美国攻读神学。回国后在上海任职于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校会组干事，后任基督教唯爱社中国分社主任。
1949年5月，吴三次被周恩来接见，启发他们认识到中国基督教是不平等条约的产物，不为人民接受，中国基督教必须进行改革。1950年9月他发表题为《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的宣言，也叫做”更新宣言”，号召中国基督教实现”自治、自养、自传”，断绝与海外教会的一切联系。该文在1950年9月发表，先后征集到四十万名（一半） 基督徒的支持签名，当年秋天，全部约6000 名西方传教士开始撤离中国。 1951年他在基督教内发动”控诉运动”，批判帝国主义和基督教亲美人士。1954年，”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正式成立，吴耀宗出任主席，未参加”三自”的基督教活动被禁止。
据吴宗素称，’更新宣言’的发表，当时本来是为着解决49年以后中共错误的宗教政策，要周恩来下一道命令，保护宗教自由，但见了周恩来以后，马上就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就不提那些偏差了，他就跟信众们讲你们要与帝国主义划清界线了。”
思考 ： 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中，我们是否会受环境的影响而放弃真理？被伟人的人格魅力征服而背离看不见的上帝，忘记上帝的应许和作为？
“三自”的全名是指”自治、自养、自传”，其字面意义与以前大同小异：
自治—— 自治，指教会内部事务独立于国外宗教团体之外；
(自己管理自己，里面的管理人员全部要要经过共产党审查，包括神学院的毕业生分配工作。)
自养—— 指教会的经济事务独立于国外政府财政和国外宗教团体之外；(基层教会是自养的，但是管理人员是国家工作人员，是按照行政级别付工资的，派到国外访问全部是中共出钱，而且里面一定有统战部的人陪同。)
自传—— 指完全由本国教会的传道人传教和由本国教会的传道人负责解释教义。 (每个教会共产党都安插了自己的人，了解讲道的内容，完全控制。)
所以”三自”或者”三自爱国”这两个词隐含了服从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的含义。在”三自爱国运动”引发的矛盾中，这个附加的含义是争论的焦点，双方对这一词本来的字面意思没有争议。很多真实实行三自原则的教会的领袖，包括王明道，都因为反对三自教会而入狱。继倪柝声于1952年4月已被捕后，遍及全国的基督徒聚会处的许多成员被当作”倪柝声反革命集团”的首要份子被捕。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三自爱国教会”未能幸免，吴耀宗被批斗、劳改。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三自坚持排外的政策时，海外团体主要是与家庭教会合作。家庭教会的特质是坚守主耶解所教导的十字架道路，也就是敬虔与牺牲两大特质。海外教会长期以来看见他们走过火炼的试验，为他们在逼迫中祷告。在感情上我们与他们同站在一条阵线。只要当局不承认他们合法地位，继续逼迫他们，我们就应该与他们站在一起。这也是服事家庭教会的前辈们留下的榜样。也是我们今天的继起者所该持守住的原则。不过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当今的三自， 已经在态度上开放许多，逐渐有许多团体通过三自进入国内服事。如圣经公会捐助官方许可的”爱德基金会”印制圣经，葛培理接受邀请访问中国，进入三自教会讲道。香港的建道与中神的教授也进入中国，与三自的神学院进行学术交流。海外许多有名望的牧者，也进入三自教会带领培灵会、布道会。他们不再偷偷摸摸，担心被政府取缔。而是光明正大的直接与国内的基督徒交流。当然他们在不违反官方的政策之下，对讲的内容也有相当大的自由度。
讨论 ：1 你回国时参加什么教会的聚会？ 你的感受如何？教导是否有真理 ？
2 你参加家庭教会的聚会， 当今家庭教会和三自教会的关系如何？你如何看待他们之间的矛盾？
讨论- 肯定双方的价值。三自教会是向不信的社会公开的见证，”如同山上的城、台上的灯。而家庭教会，则如同黑暗中的明星，照亮大大小小隐秘的角落；又如燃烧的真理烈火，在中国的大地上自由蔓延。身为服事中国教会的海外基督徒，不能不理解国内当前存在的大环境，在面对两种教会的紧张关系时，首先要知道自己的地位，是来自服事众教会，不是介入教会的纷争，应尊重教会的权柄，不要自发议论，以免加深双方的对立，更让服事的教会受到亏损。
我们愿意看到教会合一最终能在中国教会中水到渠成，但是基本的信仰原则是不能被牺牲，不信的人不能当教会的头。身为海外教会服事国内教会的同工，我们不能放弃对主忠心，坚守真理的教会，期待主的手在中国作主，化解三自家庭无法合作的基本因素，就是当局对家庭教会态度的改变，尊重政教分离的原则，不再控制教会。这一天就是三自与家庭教会合一的一天。
家庭教会与三自之间不能合一的根本原因没有解决，就是”信与不信不能同负一轭”。三自的背后是自由派的神学，家庭教会则持守保守的福音派神学。这两者是水火不相容的。不止在华人教会界，在西方教会也是如此。合一的基础是圣经的真理，如果合一的对象是同信基要真理的的基层信徒，那合一不成问题，但是三自教会不是由基层主导的。领头的教会领袖是必须听从三自当局，也就是背后的无神论政府。当政府对三自教会的控制一天不消失，和解无异缘木求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