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会史（3）
第三课 ： 基督教与中国现代化进程
义和团使得不少传教士和教会人士对自身进行反省和检讨，他们认识到基督教受和约保护，颇涉政治嫌疑，为中国人恨恶。有鉴于此，英美政府和教会内部都对教会和宣教士涉足政治和外交领域的活动作了相应的限制。宣教士入对于插手入教者的纠纷也持比较谨慎的态度。这样一来，20世纪以后各地因民教纠纷而起的教案，与19世纪相比大大减少了。
一 ： 基督教与中国现代教育
义和团运动还使在华宣教士认识到，要消除中国人对外国人和传教士的仇恨和排斥情绪，以前的传教方法也有必要加以改革。在19世纪，绝大多数传教士采取传统的”直接布道”的方式传教，以宣讲教义、巡回布道、散发福音单张等手段，吸引人信主。街头宣讲和巡回布道，由于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传教士所讲的福音很难打动人心；人们往往抱着看稀奇事物的心态来观赏洋人出洋相。散发传单的效果也差，因为传教士的中文水平差，雇来帮助编写传单的人也大多数不具备足够的学养，传单文字常常词不达意，有时甚至不知所云，以至于阅读者兴趣缺乏。梁发说，据他所知，只有一个人的信主经历似乎与阅读传单有关。一些传教士慢慢发现，办教育是一个有效的传教途径。最初传教士办教育，一是为了让人识字才好读圣经，二是想主动担负起教育中国人的责任。在办学的过程中，他们逐渐明白，这才是在中国传教的一条绝佳途径：学校开学，就有了一批固定而忠实的学生听众来听讲基督信仰。美国监理会宣教士林乐知就是一个典型，他于1866年来华，在上海传教，后因美国内战而失去了与监理会的联系，为了维持生计，便找了从事翻译西书和教授英文的工作。他在传播西学的过程中，发现以这种启迪民智进而改造中国文化并引导中国人皈依上帝的方式，更容易被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所接受，便热心办教育、出版等事业。
传教士最早开办学校，要从1818年马礼逊等人办英华书院算起，但1818-1875年的五十七年间，教会学校的发展并不很快。1875年的中国，共有教会学校800所，1875年以后，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发展，社会对受过新式教育的学生的需求激增。教会学校是当时中国唯一的新式教育机构，所以有了飞跃式的发展。 到1899年为止，教会学校已经发展到1766 所。 一些中國著名大學起源於教會學校。比較著名的新教大學則有燕京大学、嶺南大學、（中山）上海聖約翰大學 （复旦， 华师大，华东政法）、湘雅医学院、华中大学 （湖北中医学院）等。而天主教部分有震旦大学、輔仁大學和靜宜大學等。這些學校都為中國培養了大量吸收了西方教育的知識份子。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英国浸信会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建议将庚子晋省教案赔款白银50万两就地兴办中西大学堂。经中英双方议定，合办山西大学堂。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美国公理会传教士明恩溥（A．H．Smith）回美国宣传”退款办学”，并求见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建议用清政府的”庚子赔款”在中国办教育，和资助中国学生来美国留学。为了开展派遣留美学生工作， 清朝政府于1911年在北京开设了清华留美预备学校， 1924年改名为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 总教习xí丁韪（ 为） 良和首批中外教习几乎全部都是基督徒。
1951年燕京 大学并入北京大学。此外，女子上学，也是教会学校开风气之先，为了方便女子上学，教会还办了一些专门的女子学校。与此同时，传教士还在少数民族当中兴学。英国传教士格柏里在人迹罕至的苗乡贵州省石门坎办学，使几千年来只有极个别人识字的苗民不仅有了小学生、中学生，而且有了大学生，使石门坎这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才通公路的闭塞地区被当时人称为”中国西南教育程度最高”的地区之一！
1918年，全中国共有教会学校一万三千多所，学生超过三十五万人。在西方传教士的推动下，中国现代教育当时已经部分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二 ： 基督教与中国现代医疗
办医疗是传教士的又一传教途径。传教士早期开办的医疗机构，可以追溯到1820年马礼逊在澳门设立的中式医馆。
1834年，Peter Parker伯驾在广州行医，可作为基督教在华医疗传教事业的正式开始；他在次年办起的”博济医院”，是中国第一家现代化医院。发展到1914年，在中国的教会医院里，有外籍男医生三百人，外籍女医生一百三十五人，外籍护士一百一十二人，华籍医生九十四人，门诊治疗达二百一十三万人，接受住院治疗为十二万七千人。教会医院对贫苦的病人赠医施药，既解除病人的肉体痛苦，又尽量找机会拯救他们的灵魂，许多病人及其家属都深为感动，不少人因此而信仰耶稣。1891年圣公会傅特医生在广东北海伦敦会普仁医院中附设麻疯病院，1898年嘉约翰在广州芳村建立疯癫病院，都可以冠以”中国第一家”的徽号。此外，中国还有许多社会福利事业都是教会率先兴办起来的。其中，1840年德国差会巴陵会在香港开始的孤儿院，1874年北京穆雷希尔盲人院的建成，1887年登州出现的聋哑学校。此外，中国是个天灾频仍的国家，救灾在中国是一件非常重要的社会福利工作，一有灾荒，国家和社会都要大力赈济。
1876-1879年，华北五省连年大旱，死亡人数高达二千万之众。李提摩太等传教士通过努力，在海内外征集到大批救灾物资，又及时送到灾区分发，挽救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得到朝野上下的盛赞。在西方传教士的帮助下，现代医疗和社会福利事业则从无到有，并有长足的进步。
三： 基督教与中国政治体系和文化思潮
与此同时，还有一部分西方传教士热衷于把西方的科学技术、政治制度和学术思想引进中国，加速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他们认为：传教难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中国社会文化土壤”板结”，基督教既难于在这种土壤生根，更难以开花结果。要中国人顺利地接受基督教，就应该让中国的社会文化土壤变得像西方国家那样，这是为福音广传必须进行的预备工作。他们进行的工作，主要在两个方面：
一是进入中国政府的洋务机构，担任推动中国现代化的工作。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在1862年进入清朝训练外语人才的同文馆担任总教习，主持馆务三十多年，把同文馆办成了一个全面讲授西方文化科技知识的学府。1898年，丁韪良又受聘就任京师大学堂的总教习，为这所中国的最高学府奠定了坚实的现代化基础。传教士傅兰雅（John Fryer）在上海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任职二十八年，翻译西书一百二十九种，把大量西方文化科技知识介绍给中国人。
二是出版报刊和书籍。中国第一份民办报纸是马礼逊、米怜创办的《察世俗每月统纪传》。接着，许多西方传教士都办起了报纸。中国早期所有的报纸，几乎都是基督教会办的。这些报纸，除传播福音、报导教会工作外，还大力介绍西方现代思想、科学技术和政治制度。
在基督教报刊当中，对中国现代化进程影响最大的应该是传教士林乐知（Young J. Allens）主编的《万国公报》。该报着重介绍西方的最新知识和思潮，并发表鼓吹现代化和政治体制变革的文章，成为当时关心国是、忧心大局的各界人士争相阅读的报纸。清政府内主张搞现代化的洋务派高官张之洞、曾纪泽等经常阅读该报；力主变法图强的光绪皇帝非常重视该报，曾下令按期呈览；搞戊戌维新的康有为、梁启超，其政治改革思想的成长，也是源于这张报纸；革命党人有许多也是这张报纸的忠实读者，孙中山的《上李鸿章万言书》就首次发表在这张报纸上。基督教的出版机构，主要是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主持的广学会。广学会通过编译西书，介绍西学、鼓吹新政，启迪民智、匡时拯俗，在戊戌变法、清末”新政”和民国建立三个历史阶段中都起到了领导思想新潮流的作用。迄1907年为止，广学会出版了三百多种书籍，累计印数近百万册。当时阅读广学会书籍蔚然成风，朝廷命官、士大夫和社会贤达，几乎是人手一册，影响至为深远。
西方传教士为了传播福音，在中国兴办了许多现代教育、医疗、福利事业，出版了许多书报介绍西方思想文化、政治制度和科技知识，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业迹斑斑，有目共睹。可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笑纳了西方传教士带来的现代化厚礼，却拒绝了他们传播的福音。
■讨论
一. 基督教与中国现代教育的关系如何？
二. 基督教与中国现代医疗事业的关系如何？
三. 基督教与晚清中国现代化进程关系如何？
非基督教运动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两千年的皇帝专制，建立了中华民国，但革命不彻底，政权很快落入军阀之手。军阀割据，战事频繁，时局动荡不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列强忙于欧战，无暇东顾，日本趁机侵华，甚至在1915年向中国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成为中国人民的头号大敌。中国人民对列强自鸦片战争以来的经济、军事侵略活动，特别对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灭亡中国的罪恶行径痛恨至极，国内民族主义情绪普遍高涨。 1919年，处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事的巴黎和会上，中国本可凭战胜国之一的身份收回战败国德国在中国掠夺的利权，可是由西方列强把持的会议竟然把这些利权转交给日本。消息传到国内，全国大哗。5月4日，北京学生在天安门前集会，发出了声讨帝国主义的怒吼，掀起了民族救亡的高潮，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的主要领导人陈独秀、胡适之、蔡元培、李大钊等人都是留学西方或日本的知识份子，深受当时西方科学实证、唯物无神等反传统反基督教思潮的影响。因此，在”五四”运动民族救亡、反帝爱国的主旋律中，也跳跃着反传统、反权威、唯科学、主实证、重物质、轻精神以及反基督教的音符。
在”五四”运动时间，西方基督教差会开办的教会学校，大都不合时宜地以”政教分离”作为理由，不让学生上街游行示威表达中国人的民族情绪。这一作法，使民间早已有之的”信了洋教不爱国”、”多一个基督徒少一个中国人”的流言四起，引起多数民众对基督教的反感。1922年，上海的一群学生组织”非基督教学生同盟”，于3月9日发表宣言，反对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在中国开会，并攻击基督教，又通电各大城市，呼吁广大学生行动起来，联手遏止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3月11日，北京学生成立”非宗教大同盟”。4月9日，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大会闭幕那天，非宗教大同盟在北京大学召开三千人大会，反基督教情绪十分高涨，成为非基运动的一个高潮，鼓舞了京津地区非基运动的开展，会后有许多大专院校都发表了非基督教声明。当年暑假开始以后，学生分散，运动才停顿下来。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掀起了反对帝国主义和打倒军阀的大革命，国内民族主义情绪再次普遍高涨。4月间，广州英国圣公会所属圣三一学校的学生组织学生联合会，遭英国校长否决。学生与校方对抗，并发表宣言，争取校内集会结社自由，而且提出”争回教育权”的主张。在他们的带动下，南京、福州等地的教会学校也出现了学潮。
教会学校的学潮的高涨，促进了非基运动的再起。当年夏天，几个被上海基督教浸会书院勒令退学的学生发起非基运动，得到许多人的响应。在国共两党的支持下，新的”非基督教同盟”在上海成立，同盟出版《非基督教特刊》，对基督教发动全面猛攻。同年12月，非基督教同盟组织了一个”非基督教周”活动。12月22日，长沙、广州、济南、武汉、九江、上海、苏州、徐州、杭州、绍兴、宁波等地”非基督教周”行动开始，反教群众拥上街头游行示威、散发传单、分队讲演；一部分人涌进教堂捣乱：破坏礼拜、围攻教士，甚至以飞石掷击教堂，行动非常激烈，掀起了非基运动的新高潮。
1925年5月，上海日本纱厂老板杀害中国工人。同月30日，上海学生示威游行，声援工人，遭英警开枪狙击，造成大量伤亡，史称”五卅惨案”。全国人民反应强烈，掀起反帝国主义的斗争高潮。在这场反帝国主义的正义行动中，一向被大多数国人视为”帝国主义先锋”的基督教遭到巨大的冲击，教会学校中的学潮波涛汹涌。从”五卅”到年底的七个月时间内，各省出现的教会学校学潮多达四十三起。
1926-1927年，国共合作北伐期间， 非基运动与反对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战争行动结合起来，产生了强大的暴力攻击性，传教士和教友遭到逼迫甚至杀害，教堂、教会学校、教会医院多被军队或党部占用，教产被随意使用或破坏，教会的损失极为严重。1927年3月24日，国民革命军第六军攻克南京，一部份军人袭击英、美领事馆，攻击、劫掠外国传教士，有六位传教士被杀，其中包括基督教金陵大学副校长文怀恩，史称”南京事件”。这一事件使得五千名新教传教士逃离中国，传教工作基本宣告停顿，许多地方的教堂关门大吉，信徒流失的情况空前严重。
1927年4月，国共分裂，内战大兴，非基运动逐渐远离国人注目的焦点。同年12月1日，国民党领袖蒋介石与有浓厚基督教家庭背景的宋美龄女士结婚，虽然他当时还未成为信徒，但这一婚姻的缔结不能不影响到整国国民党对基督教的态度。1928年1月，南京国民政府禁止学生从事政治活动，学潮受到限制，与学生运动不可分割的非基运动也就沉寂下来。
非基运动从单一的学生运动发展成有政党组织的运动，以后汇入反帝国主义的急流，又进一步与军事行动相结合，对中国教会形成越来越大的冲击和压力。面对非基运动的疾风暴雨，教会中人的态度颇不一致：一些人认为，阳光下无新事，非教反教之事，历来多有，却无碍于基督教成长壮大，对于非基运动，最好是漠然视之，所以主张保持沉默；也有人从护教的目的出发，对非基运动的攻击言论反唇相讥，奋力抗争；还有人对非基运动的来龙去脉进行分析，对教会自身的缺失深自省察，并主张改革教会，以应付新的社会环境，面对新的社会潮流。有少数信仰不坚定的基督徒， 也在强大的压力下背离了教会。
■讨论
一. 为什么非基运动对中国教会有越来越大的冲击力？
二. 教会中人对非基运动的反应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