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会史（2）
第二课 新教来华和不平等条约
到 19 世纪初，向中国派遣新教宣教士渐渐成为英国教会关注之事。1801 年，英国圣公会传教会开始考虑向中国派遣传教士，马礼逊为其中最为杰出的代表。
马礼逊（1782—1834）的父亲是家乡长老会的长老，信仰虔诚。受其影响，马礼逊在 16 岁那年加入了长老会，21 岁进入神学院学习神学。学习其间，马礼逊开始对海外传教有感动。有人问” 你真的相信自己能改变中华帝国崇拜偶像的陋习吗？ 回答 “不 我不能 但我期望上帝能做到这点。满怀热情的马礼逊来到中国后， 却发现困难重重。当时清朝政府实行海禁， 海路通商只限广州一口。 而中英贸易只限定固定在中方的十三行和英方的东印度公司。 也就是说， 除了东印度公司的职员，外国人根本没法合法进入广州。即使到达广州，活动范围也限制在十三行地区， 根本接触不到中国的普通老百姓。东印度公司不欢迎传教士，恐怕传教活动会招惹麻烦，给公司的生意带来不利影响。而澳门当时属葡萄牙管辖，葡为天主教国家，不喜欢新教的传教士在这里招摇。再有， 中文的学习非常困难。 而且清朝严禁向洋人教授中文，要以汉奸罪名处以死刑。
马礼逊从澳门抵达广州，开始非法匿居，请中国人教习中文，并在中国政府的禁令之下，”偷偷地取得”了四五百本中国书籍，内容包括中国语言、宗教、哲学、医药、法律和历史。 为了取得合法居留权， 他受聘于东印度公司为广州商馆中文译员，这不仅使马礼逊在生活上和经济上有了保障，而且使他有了合法居留广州的身份。 但东印度公司雇员这一世俗身份与宣教士作为神职人员的身份从道理上来说是相互冲突的，为此他专门向伦敦会提出说明：接受此职可以使他合法地居留广州，进一步掌握中文，减轻伦敦会的经济负担，使东印度公司减少对传教士的敌意等等。伦敦会对此表示了充分的理解。
马礼逊在研习中国语言文字方面相当有恩赐，1810，他翻译并雇人刻印了《使徒行传》，次年又翻译印刷了《路加福音》。与此同时，马礼逊还在准备编撰中文语法和辞典等书籍。他最大的成就是在文字工作方面， 首先他以个人之力翻译了中文圣经。这项被大主教和权威人士机构望而却步的伟大工程，年仅 20 多岁的马礼逊开始工作 ，1813 年译出《新约》，又在伦敦会派来的第二位宣教士米怜的协助下，1819 译完了《旧约》，马礼逊将这部中文圣经命名为《神天圣书》； 第一本中英字典 《五车韵府》1823 年在澳门出版；这些均为以后传教士来华提供了极大方便， 对中西文化交流做出极大贡献。
在马礼逊的倡导和参与下，他们开始积极兴办教育。 1818 年在马六甲兴建了英华书院，米怜为校长。既向东来的欧洲人讲授中文，也同时教授当地华人子弟英文。课程除了中文科目外， 大都搬用了英国现行的中学课程。这个书院为中国培养了许多著名的外交和商务人才和基督教的神职人员。 鸦片战争期间， 中英双方的翻译大多出身于该书院： 英方首席翻译官马儒翰，是马礼逊之子；林则徐的翻译亨特。唐廷枢，洋务运动的重要代表都出自该书院。而其去世后华传教士和洋商为纪念他，成立了”马礼逊教育会”。该会在澳门开办了一所学校，学校出了大量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并第一位中国留美大学毕业生。
马礼逊又是最早的在中国开办基督教医疗服务。 1820 年， 他在澳门开设一家中式医馆，聘请 中西医师，以免费医疗作为传教的媒介。1827 年， 又增设了一家眼科医院；六年之后又在广州开了另外一家眼科医院。
1815 年 8 月 5 日， 马礼逊， 米怜，梁发等又在马六甲策划出版了中国第一份民办报纸 《察世俗每月统计转》，既宣扬基督教教义，也反映社会现状，影响深远， 被称为中国报业的先锋。
1834 年，马礼逊因病去世，终年 52
岁，葬于澳门。作为一名宣教士，他直接传教的功效不高，那时候他的环境使他只能向自己的雇员读《圣经》，使他的私人教师和仆人和他一起祷告，讲道的听众只有一人或两三个人， 一生共只发展了十名信徒。 其中两名留名清史; 一位蔡高， 中国第一位受洗的新教徒， 一位梁发，中国第一位新教牧师， 《劝世良言》的 作者， 洪秀全读其福音小册子带领太平天国。毋庸置疑，马礼逊以双重身份生活在中国取得巨大成功， 不仅能使这两种身份调和一致，而且还能使之相互补充。 他被尊为新教来华的第一人， 马礼逊并不是最早来华的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因为早在明末清初，1624 年荷兰商人首次来台经商， 1626 年开始向台湾派遣传教士，但当荷兰人被郑成功逐出台湾时，当地的教会也随之销声匿迹了）但他的确开创了中国基督教史特别是基督教新教在华传教的新局面。
刚到广州不久，马礼逊就在信中提到”要始终考虑到千百万未闻我主耶稣的中国人的可悲境况。”他刚安顿下来，就开始设想”在礼拜日召集到几个中国人——两个或三个，向他们谈论关于耶稣的事”。尽管这样做需冒被发现和被驱逐的危险。他的这一计划最初是在他雇佣的中国中间实施的，他的妻子日后回忆道：”几乎从他开始定居国之时起，马礼逊先生就努力引起其中国助手和仆人对礼拜日之事的注意”，向他们宣扬对上帝的崇拜，又尽力诱使他们一起唱赞美诗、祈祷。这样的活动一直”持续到他生命的最终时刻”。
二、 传教与不平等条约
1840-1842 年，中英两国为了鸦片贸易的问题兵戎相见，英国人靠坚船利炮打败古老落后的中国，
1842 年中国被迫签订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南京条约》），规定中国开放上海宁波福州和广州五个通商口岸，此外洋人还取得了不受中国司法制度管辖的特权， 传教士是洋人 自然也是享有不平等条约规定的权利 。但是《南京条约》和《中英五口通商章程》中都没有关于传教的内容。之后签订的《中美望厦条约》， 传教士，眼科医生 Peter Parker 担任翻译。（1835 年，美国公理会传教士伯驾医生抵达广州，在广州十三行内新豆栏街成立了广州眼科医局，免费为病人治病，同时传教。）由于中方的首席代表耆英以及其副手潘成都是他诊治过的病人，第 17 款，准许洋人在五口议定的地址内建立医馆礼拜堂和墓地，其实是为了报答医生的医疗服务。传道士第一次在不平等条约中享有传教的权利。
道光二十四年（1844 年），在法国传教士的力促下，法国政府派遣使臣拉萼尼（Théodore de Lagren é）率领兵船七艘、轮船一艘来到广州沿海，于 1844 年 10 月 24 日强迫清政府在停泊于黄埔的一艘法国兵舰上签订了《中法黄埔条约》。法国除取得中英、中美条约中规定的全部特权外，还在第二十二款中规定法国人可在五口建造教堂，”倘有中国人将佛兰西礼拜堂、坟地触犯毁坏，地方官照例严拘重惩。” 道光二十五年（1845 年），法国特使拉萼尼用炮舰相威胁，坚持必须由大清皇帝正式颁布命令，天主教驰禁。清政府被迫让步。道光皇帝发布上谕：”天主教既系劝人为善，与别项邪教迥不相同，日（1846 年 2 月 20 日），业已准免查禁。””各省地方官如滥行查拿，即予以应得处分”。还要求“所有康熙年间，各省所建之天主堂，除改为庙宇民居……准其还与该处奉教之人。
1858
年，英法联军进攻天津，他们中间有传教士以中立的身份担任翻译随行。6 月中美订立 《中美天津条约》，美方拟定的地 29 款是”宗教容忍条款”，但中方担心洋人假借传教名义进行政治和军事阴谋坚持不允。美使不愿因小失大，打算放弃次条款，后经传教士的努力改动条文终被中方接受，传教保护条款得以订立。之后的《中英天津条约》也有类似条款，次日的《中法天津条约》则进一步写到 “凡入内地传教者，地方官务必厚待保护。凡中国人愿信奉天主教而循规蹈矩者，毫无查禁，皆免惩治。 “凭着传教保护条款， 传教士就可以深入中国内地传教。1860 年，《中法北京条约》，容许宣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此条为擅自加入，为法文版所无，也是担任翻译的法国传教士塞进的私活。
1860 年以后，西方传教士凭借着帝国主义列强迫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中的宗教保护条款，打开了在中国自有传道的大门。1858 年，在华西方传教士仅 80 名，活动范围限制在五口之内。1900 年，西方各国入华传教的差会已经有 130 多个，传教士达 2000 人，四十年间传教人数增长了 25 倍， 而且范围遍及全中国。表面上看，中国福音的大门是打开了，妨碍宣教的一切官方阻拦都在理论上被清除。然而，将宣教工作依附于不平等条约之上，却埋下了难以预料的祸患和仇恨的种子，为中国教会预备了极坏的土壤。鸦片战争之前，一些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可中国大门紧闭使他们壮志难酬。而正在此时，来了帝国主义列强为了经济利益，用大炮狂轰中国大门，一些传教士见有机可乘，就因时利是地积极谋求自由传教的权利。当时的宣教士对这段历史各有不同见解。有人认为鸦片战争是”上帝用来打开中国大门的手段”。更直率：”不管这场战争正当、不正当，它是按照上帝的意志被用来开辟我们同这个巨大的帝国关系的新纪元的。”《中美望厦条约》签定后，：”显而易见，一场伟的革命已经开始……全能之手明显地导演着这场运动，上帝的旨意将获得推行，而不再受到阻挠。”也有相当一部分宣教士和西方的外交家，认为西方对中国发动的战争，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促使中国民众对外来势力一概排拒与抵制；用不平等的条约规定传教的权利，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给基督教在中国的扩展带来了契机，但是也会使中国民众在感情上将基督教与西方殖民主义的强权政治等同看待，最终给传教设置障碍。同时，他们也深深感到用武力和不平等条约来宣教，违背了《圣经》的教训。耶稣从来不提倡用暴力达到任何目的，福音的传播根本不需要任何武装力量开辟道路。来上海宣教的美国人晏玛太，在给美南浸礼会差会的报告中说：”我们进入中国的时候，鸦片战争刚刚结束四五年。中国人在这次战争中被英国人击败，被迫签订了一个条约，开放五口与外国通商，赔偿了沉重的战费。这说明，为什么中国如此强烈地反对一切外国人，他们也分不清外国人的国别…… 所以，当我们开始在上海传教的时候，我们必须同一个已被征服但却不可掉以轻心的敌对情绪作战。” 而这种情绪， 一直到今天， 还在很多中国人的心头作祟， 阻止了一部份的人相信福音。平心而论，西方列强和传教士并非一丘之貉。列强武力进入中国，主要是贸易利益。 传教士和平进入中国， 主要是为了传播福音。但他们之间又有两点的巧合 。 一是来华时间前后相差无几，二是要进入中国的 目标一致。 他们之间的关系 可以称为一种相互的利用。传教士借用了列强的力量进入中国， 而列强也需要利用传教士作为发动经略战争的借口， 来隐瞒他们发动侵略战争的不可告人的肮脏目的。 比如鸦片战争是由于英国的鸦片贸易受阻，对此英国政府总是回避， 而在有基督教背景的国家里， 以传教受阻或传教士被杀作为发动战争的理由，
要冠冕堂皇的多。（例子： 咸丰六年（1856 年），巴黎外方传教会法国教士马赖在广西被杀，成为法国参加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借口。光绪二十三年（1897 年），发生涉及德国天主教的曹州教案，成为德国占领胶州湾的借口。）所以把西方传教士说成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对于的大多数的宣教士来说是冤枉的。不过不平等条约中的传教保护条款把基督教传教和帝国主义列强侵华活动联系起来也是历史的事实。一些传教士千方百计在不平等的条约中加上这些条款，出发点是为了传教士和中国信徒免遭无谓的迫害，使传道活动正常开展。但是这些和军事威力写进不平等的条约，让人觉得帝国主义侵华和传教事业如出一辙，给传教事业带来无比的负面影响。 还有条款中国信徒的保护，在执行中使一部分中国人成为政府的治外之民，
给伪信徒，吃教者和混入基督教的不良分子在基督教旗帜下为非作歹提供了条件。更不幸的是，帝国主义又利用了宗教作为进一步侵华的借口，使得传教脱不了与帝国主义侵华的关系。因此， 从局部的和眼前的角度看， 传教保护条款促进了当时的传教事业， 但从长远和全局看，这些条款带来了无穷的祸患，成为传教在中国开展的最大障碍之一。看来一切， 都应该回归圣经的原则， 在耐心和忍耐中祷告等候神的时间和旨意。凭着这些宗教保护条款进入中国的传教士也慢慢发现，这些条款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充分的安保障。这些带着特权进入中国的西方传教士，被中国人视为传统秩序和文化的破坏者和毁灭者，遭到了广大民众尤其是士绅阶层的抗拒。民间反基督教运动开始风起云涌，迄 1900 年为止， 全国范围的教案冲突达到 400 多起。其中最大的当属 1900
年震惊中外的义和团运动，这是民教冲突积累了半个世纪的大喷发。在这一事件中，宣教士遇难者约 241 人，教徒 23000 多人，教会财产损失无数。八国联军乘机进攻北京， 强迫中国签订《辛丑条约》，使中国遭受巨大的物质和财富损失，并进一步陷入半殖民地的深渊。
西方传教士中也有很多人凭着信心，在耶稣的”大使命”的导引下进行传教工作，并不藉重传教保护条款。著名的西方差会中国内地会领袖戴得生就是典范。 1868 年刚到扬州两个月的戴被民众打砸抢，他没与寻求英国炮舰的帮助，事后也没有要求陪产和进行报复。 义和团运动中国内地会 58 位传教士被杀， 事件平息后中国内地会却拒绝了清朝政府对殉道者所做的物质赔偿。
讨论题
1 马礼逊在中国有哪些第一 ？
2 什么是传教保护条款？ 它对传教事业有何作用？
3 传教事业与帝国主义侵华之间的关系如何？你是如何理解的？